熊召政
研读中国历史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：某一个人物，生在某一个时代是福气，头上顶着光环，到处受人尊敬；换到另一个时代，便成了天地难容的人物，不但吃尽人间苦头，弄得不好还会丢掉性命。杜甫说李白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，其意很明显，道的是李白不合时宜，世人都不喜欢他，必欲诛之而后快。其实，杜甫言过其实，李白生活在盛唐，当属社会的宠儿。他虽然受到流放夜郎的处分，也是在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之后。他参加了谋逆者反抗朝廷的军事举动，若碰上朱元璋或康熙一类的皇帝，十个脑袋都搬家了。把中国历朝历代做一个区分，则可以说：春秋战国养士，汉朝养武，唐朝养艺，宋朝养文，明清多养小人。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套用之，一个朝代也会使某种人得到特别的发展。照这个逻辑来推理，李贽生活在明代，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。
李贽写过不少“咏史”诗，其中有这样一首：
持钵来归不坐禅，遥闻高论却潸然。
如今男子知多少，尽道高官即是仙。
读这些诗句，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癯瘦削的老人，戴着斗笠骑在驴背上，看着满街的驷马高车，发出鄙夷的微笑。李贽为何有这等感情呢？这还得从明代的政局说起。李贽出生于嘉靖初年。嘉靖之前的正德年间，实乃明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。在正德皇帝之前，朝廷的清明虽不如开创初期，但大臣都还讲究操守。皇帝虽不能严于律己，却还能宽恕待人。正德皇帝十五岁登基，未谙世事，国家的操控权实际掌握在大太监刘瑾手中。胡闹几年之后，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。虽经正直的大臣设计诛除了刘瑾这位“九千岁”，但正德皇帝并未汲取教训，依然胡闹。由于皇帝坏了坯子，他身边的小人就像韭菜一样，割了一茬又长一茬。到他死时，因小人当道而形成的官场潜规则，早已变成了指导官员的“世间法”。继位的嘉靖皇帝不但不能扭转颓风，反而因为迷恋斋醮、猜疑多忌而助长了小人政治的发展。出生于嘉靖六年(1527年）的李贽，终其一生，都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度过。在他入仕为官的二十多年中，君是昏君，臣是庸臣。除却张居正柄国十年推行“万历新政”这一时期外，政坛上生气凋敝，乏善可陈。
政坛越是腐败，想当官的人也就越多，这几乎已成规律。因为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可以通过当官来获取非分的名利。按市场经济学的观点，官职永远属于短缺经济。这就导致卖官鬻爵的情形屡有发生。大官吃小官，小官吃百姓，官民的尖锐对立已使大明朝陷入深刻的危机。但是，俗世的享乐与眼前的利益促使明朝的士人放弃了忧患，官场因此变成了名利场。李贽是少数清醒的读书人之一，他讥笑那些把高官当神仙的人。既然官道龌龊，令他心寒齿冷，与官场的断绝便是无可替代的选择。在多年的道德探求之后，他终于发现了“菩萨道”的美妙，既可救心，亦可救世。于是，他自负地吟唱“欲见观音今汝是，莲花原属似花人”。
在古代，对皇帝的效忠被看做是一个读书人起码的道德要求。但是，李贽弃官绝俗皈依佛门，并以观音自居，在士大夫眼中，他便成了双重的叛逆者，既背叛了皇帝，也背叛了儒家。比之李白，李贽是真正的“世人皆欲杀”。他认为自己的灵魂只能安置在莲花宝座上，但在世人眼中，他只能待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。
中国是一个善于造神的国度，因为造神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被造者。李贽看出这一点，十分痛心，在给友人耿定向的信中言道：“夫天生一人，自有一人之用，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。若必待取足于孔子，则千古以前无孔子，终不得为人乎？”对于造神者的批判，李贽一针见血。
李贽穷诸学问，关注当下。李白说“古来圣贤皆寂寞”，他比李白更彻底，干脆认为自古本就无圣贤。这种思想脉络，可从禅宗慧能的偈言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”中寻找。佛家讲“众生即佛”“我心即佛”，是民本观念，而儒家的内圣外王，则是精英观念。李贽援佛批儒，在儒家盛行的中国，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
中国古代的读书人，研修学问，讲求经邦济世，即学问服务于国家、作用于社稷的功能。从观念上看，这一点是不错的。但由于儒家学说的局限，读书人入仕后，所作所为，所思所想，往往与经邦济世的理想南辕北辙。究其因，乃是因为儒家把道德伦理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。事实证明，离开法制，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。这道理虽然简单，中国古代的儒生，却似乎难以懂得。李贽虽也是儒生，也入仕为官，但他并不把道德伦理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学问。他对古人与当世人的评价，其着眼点不在操守，而在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。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，是他对张居正与海瑞的断语。
